沉默铭记重建——专访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亲历者后人

　　1942年9月27日，日本陆军军事运输船里斯本丸运载1816名英联邦军队的战俘及881名日方人员、两千多吨战略物资，从香港深水埗港口启航驶往日本。1942年10月1日清晨，途经中国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以东海域时，里斯本丸被美国海军“鲈鱼”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失去动力。日军在拖拽里斯本丸至浅滩的努力失败后，于10月2日凌晨弃船撤离，却对战俘们采取了封舱措施，意欲将战俘们“钉死”在底舱中。里斯本丸沉没前的最后时刻，战俘撬开舱盖突围跳海，遭遇日军开枪扫射。数百舟山东极渔民划着小舢板，进场救起四百余名战俘。除去病死在船上、溺亡大海及捞救后死于日本者，最终幸存回家的战俘仅763人。共846名战俘葬身海底。（本文数据由历史学者唐洪森教授据最新发掘史料提供）

　　“梁素琴找到了！她的线月下旬，一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在中国网络站点平台上滚动。

　　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英国士兵约翰·韦弗（John Weaver）被派驻香港，邂逅了中国女孩梁秀金。尽管他们的恋情未获梁家支持，这对相爱的情侣依然选择结婚。日军入侵香港后，约翰参加了香港保卫战。梁秀金搬回厦门鼓浪屿。1942年9月底，约翰与1800多名战友一起登上了里斯本丸，但他再也未能回家。

　　几十年里，约翰当年寄给英国家人讲述自己恋情的信件一直被妹妹保留在钱包中，但妹妹却从未有机会见过那位名叫“梁素琴”的中国姑娘。

　　这个故事出现在2024年9月6日上映、方励导演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中，打动了银幕外的许多人。很快，在厦门媒体和一些民间人士的帮助下，梁秀金找到了。片中所称“梁素琴”是拍摄团队根据其粤语发音音译而来，她的本名叫梁秀金。当年获悉爱人的讣闻，梁秀金拒绝了抚恤金，将之留给了约翰的家人。战后，她开启了新的生活，已于1997年去世。一手消息是，梁秀金的后人和约翰的外甥女林赛取得了联系，并商议不久后相聚厦门。

　　“那是爱的真实证明。与所有的恐怖相比，爱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2024年10月2日午后，英国国家纪念植物园举行的里斯本丸沉船82周年纪念活动中，梁秀金的故事在费少校（Brian Finch）和主持人的发言中被几度提起。

　　万里之外的舟山揽月湖畔，在同一天举办的纪念仪式上，组织者吴似真也宣读了林赛写给中国方面的信件。“海水是相通的。我们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爱与和平来到这里。”吴似真总结道。

　　在这样的“亮色”浮现之前，那段历史如同水下的沉船，在世间寂默已久。对于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而言，里斯本丸是地狱一般的代名词。

　　大半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幸存的战俘对家人和外界缄口不言这段过往。遇难者尸骨难寻，家人难觅线索，备受熬煎。由于历史原因，各方均未对这一事件展开详述和挖掘。

　　直到二十多年前，在香港生活的英国独立研究者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和浙江舟山等地的研究者开始调研、走访，将这个密实的历史之网揭开了一道口子。而方励搜船和寻访亲历者及其后人的行动也随着纪录片的上映被中国观众看到。上映一个多月以来，《里斯本丸沉没》的口碑持续发酵，将选送竞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由此这一个故事也将被更广大的人群知晓。方励和志愿者将这形容为“接棒之旅”。

　　尘封82年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因为这样一部呈现人性与战争真相的电影第一次在世界舆论场上“浮出水面”。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想了解：除去电影中的讲述，船上那些年轻的生命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哪些人生故事？他们缘何无处诉说？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正视八十多年前惨烈的历史，梳理其中的战争罪行，以及国家责任和个人承担？自救与拯救的壮举，留给世人的是怎样的价值遗产？

　　过去一个月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正常采访了舟山渔民和战俘后人、历史学者、民间志愿人士。从舟山的实地探访，到与香港及英国方面人士的线上对谈，这是一趟令人百感交集的旅程。截止至发稿时，采访与倾诉仍未止歇。

　　）们的社会化媒体联络群，希望能联系采访。发送了五六封采访请求后，安东尼·琼斯（Anthony Jones）是第一位回复我的战俘后人。46岁的安东尼面相温和，在英国伯明翰附近担任音乐老师，也是运营战俘后代脸书群和英国里斯本丸纪念协会的负责人。

　　八十多年前的香港深水埗战俘营，战俘们收到的家人寄来的许多物品都被日军践踏、焚毁，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保留的女友照片，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当时战友帮他撞掉日本军人的墨镜，托马斯用几个月的时间，小心翼翼地把圆圆的镜框磨成小相框，装下爱人露西的肖像。“一定要带着她的照片回家”这个信念，支撑着托马斯渡过船难，熬过之后四年日本战俘营里非人的生活，回到了家乡。

　　托马斯和露西就是安东尼的爷爷、奶奶。从小，安东尼便从父亲那儿听说过爷爷的战争经历。但当父亲对着方励团队的镜头讲述这个相框的故事，他也是人生头一次听闻。

　　“里斯本丸沉没时，因为海流太强，一些战俘没能上岸，我爷爷很幸运，他会游泳，自己游到了岸上。他说渔民给他的番薯汤，是他几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饭。”儿时的安东尼试图通过看书、想象，拼凑出爷爷的故事，但总会有所遗漏。“方励做得很好，所有那些我找不到的缺失部分，后人们都借由各自的讲述填补了起来，描绘出了那些真实的经历。”

　　爷爷和奶奶的相遇简洁而传奇：“二战前夕的一个晚上，托马斯去参加了一场舞会，在那里他遇到了奶奶。奶奶原本有个男朋友，但舞会后那位男友跟父母说，露西不会嫁给我了，因为她遇到了一个电影明星似的男人，那就是我的爷爷。”安东尼笑着说，“后来他参军，他俩写了好多信。整个村子都了解这一个故事。”

　　安东尼从未见过爷爷。托马斯去世时年仅38岁。“我想那和他在战俘营所受的拷打、虐待有关。”

　　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幸存的战俘，后来绝大多数被转移到了大阪等地的战俘营。“那是真正地狱的开始。”在大阪战俘营待了四年的托马斯曾这样写道。

　　当托马斯和家人去海滩时，家人会互相提醒不要提及他背上的疤痕。安东尼相信，爷爷在战俘营经历了不少竹刑之类的折磨。

　　退休科学家伊恩·高（Iain Gow）的父亲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他回忆，父亲在神户战俘营干活时，曾因从码头偷了一小罐食用油，被日本兵用剑鞘击打头部，导致耳膜穿孔。信号兵诺曼·莱斯特和战俘们在码头工作时，曾收集从裂开的袋子里漏出的米粒，带回营地煮饭，结果被日本警卫用热竹杖烫伤手指。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是写诗陪伴着托马斯和诺曼们。托马斯曾把在大阪战俘营中写下的这首诗寄给露西，它也成为了童年安东尼的读物：

　　在刚刚举行的英国里斯本丸沉船事件82周年纪念仪式上，这首诗歌也被众人传诵。相比它的哀伤与深情，托马斯创作的另一首《士兵之声》包含更多的苦痛与愤怒：

　　“战俘营里很多人会写诗。他们甚至用锅碗瓢盆制作乐器，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够阻止自己发疯的方式。是的，诗歌、唱歌、做音乐，任何他们可以想到的法子。那些日子太难熬了。”安东尼说。

　　“记住我的脸，这是日本陆军司令在香港‘欢迎’战俘登上里斯本丸时所说的话。”安德鲁的儿子肯·萨尔蒙（Ken Salmon）解释。

　　肯也在方励的影片中出镜，片中他身旁白发苍苍的华裔女士便是他的母亲。“我就是‘中英合作’的产物。”采访中，这是肯难得的“笑点”。

　　读过很多遍父亲的日记，但直到成年后，肯才越发懂得那些文字的珍贵。“父亲很少谈论他的战时经历。我认为他患有‘幸存者内疚’——在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会因为他们活着而许多其他人死去的事实备受折磨。”

　　肯的家中有一个大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安德鲁与家人的通信。他因此觉得，父亲并不害怕面对里斯本丸的回忆。“尽管如此，我相信，除非是‘必要’的，他还是会避免谈论。”

　　“我们不想用那些经历来打扰妻子和家人，也不想用令人不安的故事来打扰我们自己。那些伴随着睡眠而来的噩梦，实在是太可怕了。”曾在缅甸铁路工作过的战俘阿利斯泰尔·厄克特（Alistair Urquhart）在他的自传《被遗忘的高地战士》中写到。

　　我们从英国研究者安德鲁·切斯沃斯（Andrew Chesworth）的论文《计划与现实：英国远东战俘的疗愈》中获悉，根据英国海军部1945年的一份文件，“对被解救的战俘发出的官方命令中，要么强调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可能会给他们阵亡战友的亲属带来极大的痛苦，要么禁止他们未经官方许可与媒体交谈。”

　　在切斯沃斯看来，“这些命令掩盖了这些人所遭受的虐待的程度，也掩饰了政府为战俘提供援助方面的不足。”

　　因为物理距离遥远，远东士兵与家庭之间的通信很困难；在最初的几年里，英国在远东战场的连连败绩令其尴尬；欧洲有大量的战地记者，但远东没有；英国对二战的历史教学也往往集中在本土战场……

　　“那些在远东服役和牺牲的人从未得到充分认可，即使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被遗忘的军队。”受访的战俘后代一致表示。

　　“还有一点，不列颠保卫战是可歌可泣的卫国战。但新加坡、菲律宾及香港等地的英军对日作战，保卫的是其殖民地。这种战争的合法性本身也是打问号的。对英国而言，它显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大张旗鼓地宣扬这段历史。”历史学者沙青青强调。

　　费恩祺，英国陆军退役少校，在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中担任军事顾问，被方励等人尊称为“费少校”。当我跟他谈起这段历史，他长叹一声：“绝大多数英国人更关注欧洲战场。这再自然不过了。德国的轮番空袭每天近在咫尺，太多的人在眼前死去。1945年5月德国投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二战结束了，却不知道，远东还有战事继续。许多远东战俘不是直接回来的，而是去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当好多个月过去他们再回来，这一群人的经历和情绪，着实是被忽略了。”

　　“这种忽略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战俘们与国内有着莫大的信息差。”费少校指出。

　　在香港居住了35年的托尼·班纳姆表示，港岛的民众也有主动忽略战争经历的动因。

　　“那个时候，家园皆成废墟。我记得当时都没法和父母谈起那段日子。1945年之后，香港没有人对历史感兴趣。所有人都想重新开始，他们不想回头。”

　　上世纪90年代，他研究香港保卫战时，查阅英联邦士兵的死亡记录，在一行行人名中不断发现“失踪于‘里斯本丸’”的标注。由此，他开始了对十几位幸存者及其家属长达数年的采访，并于2006年出版了《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争悲剧》一书。

　　“当我第一次开始研究香港的二战史时，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在日占期间被毁掉了。那时电力缺乏，人们填不饱肚子，报纸都拿来当柴烧了。碰到的人都告诉我，算了吧，你永远都不可能在纸上找到任何东西。”

　　因为接触到英国协会，托尼由此建立起人脉。他会问每一个遇到的幸存者：“你有日记和剪报吗？有写给家里的信吗？任何关于那次经历的东西，都可以给我。”

　　“所有那些可怕的经历，那些故事，几十年来一直牢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没遗忘过。也许正因为我不是老兵的家人，他们没那一层启齿的顾虑。但同时我又了解到一些细节。”托尼的沟通方式是，“我跟他们说，你上船时，进入到2号舱，旁边是谁谁……他们于是开始滔滔不绝，终于能有一个人能让他们卸下这些积压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可以想见，2018年开始带领团队前往英、美、加等地走访数百个战俘家庭时，方励的到来对这些家庭的触动如出一辙。

　　托尼没料到的是，虽然年近耄耋，许多退伍老兵还是习惯使用电子邮件。还有些人会不远万里来到香港，与托尼面对面交流，参观深水埗战俘营旧址和英联邦公墓。

　　出现在方励影片中的幸存老兵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也是其中一位。

　　“莫利差点在香港死掉，当时他在圣亚伯特医院治伤，日本部队来，他很可能会被他们杀掉，是医院的护士长把他给救了下来。后来莫利长年为沉船历史奔走，很多关于里斯本丸的照片和资料都是他提供的。”沈健回忆。

　　“但你知道吗？他原本不叫丹尼斯·莫利这一个名字。1946年回到英国后，他改了姓名，想忘掉这段历史。”托尼告诉我。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伊恩提到，多年来家里的圣诞节都很安静。“父亲曾经说过，他在1941年的圣诞大餐上得到的只是一碗米饭和一个橙子。我总是记得那天是我爸爸被捕的周年纪念日，真的很难摆脱这一点。有趣的是，当我与其他香港战俘的孩子见面时，我们得知了许多彼此的共同点：比如很少吃米饭菜肴、讨厌看到食物被浪费、圣诞节气氛安静等等。”

　　）的战俘们，是否曾有机会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我问托尼。“我曾经以为，他们是完全无助的。”托尼停了停。“直到我听到了这个。”

　　“当时一战回来，很多士兵都有PTSD，常常做噩梦，当局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称之为‘shell shock’（

　　）。一名伦敦士兵也在里斯本丸上。二战结束后，当他回到英国的家时，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根本没办法走进家里的老宅，只能栖身在花园的一个小棚屋里。他的父亲参加过一战。他对儿子说，你把这一切写下来吧，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写下来。当他写完，父子俩一起在花园里用火烧掉了这些文字，然后儿子就回到了老家的房子里。”在托尼看来，那是他听到的一个最具感染力的故事。“不是靠医疗机构，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从真正懂得创伤含义的上一代人身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战俘后代都提到，他们曾在2000年左右收到英国政府给予的一笔1万英镑的战争赔偿款。但各家的态度和心情不尽相同。

　　诺曼·莱斯特的外孙女莉安（Leighanne McKinlay-Wilkins）告诉我们，补偿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这笔款项对我外公来说来得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但我的家人对此没什么怨气和失望。我来自一个勤苦劳作的家庭，外公也不会感觉自己有权从战争幸存里得到什么补偿。”

　　但另一些人态度更为坚决。伊恩的母亲曾向国会议员、部长和媒体游说，希望获得更多的认可和赔偿。1999年7月，安东尼的奶奶露西曾收到时任议员、后来就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的回信，表示会跟进赔偿事宜。

　　“半个世纪后才收到赔偿，是不是太晚了？如果露西在世，她也会这么说。但是至少，这是个开始。”安东尼说，“至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她可以安心一些，知道她丈夫曾遭受的不公待遇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某种认可。”

　　“奶奶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子。托马斯去世后，她带着三个孩子，过得很苦。为了帮家里的乳品店打工，父亲10岁就辍学了，是露西坚持让他一年后又返校念书。他们从来就没出国度假过，也没有一点奢侈物品。这些人为国家付出了，但当他们回来时，却被丢入混乱的境地，让他们自己去应对。”

　　在安东尼看来，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合理化战俘们回国后的境遇。他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有太多的（退伍）军人需要帮助，而国家也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经济崩溃。作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些。”

　　“大多数战俘（和后人）更想要的是日本政府对日军的虐待（和屠杀）行为道歉。这比钱更重要。”伊恩语气严正地指出。

　　去日本走访时，方励对日本军事史学会会长黑泽文贵提出疑问：里斯本丸上的日本军官缘何能不顾战俘的生命，命令封舱，并在战俘跳海后下令射杀？

　　“我想，在防止战俘逃跑和导致战俘死亡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黑泽以“军令难违”作答，接着表示，“日方对这些战俘的死难负有一定责任。”

　　如此不够坚决和彻底的“罪责承认”，殊难让银幕前的观众心服。但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国内学者感觉，这大约是研究近代日本总体战、几乎未涉及里斯本丸沉船的黑泽，所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回答。

　　《解密里斯本丸》一书作者、历史学者唐洪森对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有过二十多年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关于里斯本丸，他最希望破解的一个谜团便是：造成八百多名战俘葬身海底，以及沉船之前与之后的非人虐待、掩盖事实，究竟是谁之责？

　　当时里斯本丸整条船上的指挥官为杉山中尉，负责统一调度全船人员；负责战俘管理的是和田秀男少尉；船长经田茂负责安全航行和船员操作管理；里斯本丸被鱼雷击中后，日本海军第13炮舰队司令矢野美年则是到现场救援舰船的最高指挥官。

　　“从抛弃战俘、射杀战俘到捞救战俘，他们的动作是非常迅速而且统一的，显然处在集中而有效的指挥之下，这个指挥者是谁？当然，矢野美年的嫌疑最大。”

　　然而在几年后的军事审判中，下令封舱和射杀的和田秀男阵亡，杉山不知所踪，矢野美年躲过了审判，唯有船长经田茂和翻译官新森源一郎受到了法律惩处，分别被判处7年和15年监禁。

　　纪录片上映后，英国科学家岱川博士在社交平台上提出了“战阵训”这一日军二战中的军事守则。即，投降比死亡更不光彩。“因此他们把战俘视为比一般人类更坏的人，这为他们对战俘施虐（

　　）提供了借口。”采访安东尼时，他拿出了自己收藏的《地狱航船》，这本由美国作家格雷戈里·F·米切诺（Gregory F. Michno）撰写的纪实著作，列举了新田丸、秋风丸等“地狱船”上战俘和平民被日军射杀的惨状。“所有幸存的战俘都是伤痕累累地回到故乡。”

　　1942年9月12日，英国军用运输船“拉科尼亚”号在从埃及驶回英国的途中，被德国海军潜艇U-156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然而，当U-156的艇长哈滕施泰因发现船上有1800名意大利战俘和几百名英国、波兰平民后，请示了上级并下令实施救援，还用国际通用信号发布声明，任何愿意参加援救的舰船，在此行动中都不会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

　　“许多人都会说，你必须要服从。但即使有人强迫你，你仍然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这是底线。哪怕我们的个体太过卑微弱小，无法改变结果，有没这个意识至关重要。不能轻易将其作为个体脱罪的理由。”多次将拉科尼亚号和里斯本丸两起沉船事件对比的沙青青指出。

　　方励采访到了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儿子经田广海和女儿冈岛润子。影片中，经田广海在当众朗读了父亲的庭上证词后，露出尴尬与无奈的神情：“我们对中国人也造成了痛苦，（日本军人）到处挥刀砍人，你能说那些都是编造吗？”冈岛润子则坦言，“日本人很难对外界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他们记忆中，经田茂回家后一天抽四五十根烟，因肺癌去世。但他从未对家人说过一句关于里斯本丸的事情。

　　“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他们对家人封存了这段经历，完全不想去回忆他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而对许多后代而言，不管怎样，那些事情也跟我们没关系。是上一代人所做的。”

　　《漫长的战败》一书作者桥本明子，其父曾被派驻到南太平洋上的特鲁克群岛，随后复员。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帮助她理解那场战争——因为父亲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从军生涯。

　　就她的观察，战后日本人对二战中本国参战者有“英雄化”、“受害者化”和“理性看待”几种解决方法。“日本不存在‘集体性’记忆。多种道德框架下的战争与失败记忆同时存在，且争相觉得自身才是合理的。而其中将士兵铭记为受害者的方式，让很多日本人避免了直面亲人在战争中死得毫无意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在心照不宣地‘知道和不知道’自身黑暗历史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承认自己在支持战争的问题上应该负有的责任’。”

　　近年来，日本有识之士对这种态度也有批评，会做出更精确的界定。“但这在日本不占多数。出于对亲人将士死亡本身的悼念（

　　），往往被诱导成了对当年侵略战争的纪念。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战争的认知，在日本始终没形成共识。”沙青青说。即便是所谓的“正义方”，也不能摆脱对战争的拷问。

　　托马斯·琼斯在他创作的诗歌《士兵之声》里写道：“我厌倦了屠杀，厌倦深入灵魂，我厌倦了扮演杀手的角色。我厌倦了死亡、鲜血和炮弹，甚至厌倦了自己……”里斯本丸幸存者比尔（

　　）面对纪录片镜头时，斩钉截铁地宣称：“战争是最肮脏、下流的勾当。”托尼·班纳姆研究二战三十余年，他曾经认为战争和参与者有“善”与“恶”之分。但跟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意识到，绝大多数被卷入战争的人都违背了自身的愿望，“他们的生活被摧毁了。没有赢家。”

　　“战争中有没有正义的一方呢？我不知道。”安东尼叹息而后正色道，“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德国在二战中获胜，他们可能会被描绘成英雄和受害者，而我们会成为侵略者。你知道，我们是人类。在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的标签之外，我们都是人。任何能够夺走别人的生命并且对此感到舒适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我没办法理解的。”

　　“当然。”安东尼不曾犹豫。“我愿意见任何种族、肤色、信仰的人，这是在现代世界中展现团结与和平的方式。虽然现在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脆弱纷乱，但如果我们能在艰难时刻展现出一点人性，便能让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无意义。”

　　提出“需要道歉”的伊恩后来表示，“任何道歉在某一些程度上都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些需要听到它的人都已经死了。正如托尼·班纳姆在纪录片放映会上说的那样，战争的影响不会在最后一枪响起或最后一枚炸弹落下时停止，直到今天，你还会在周围看到这种影响。”但受访的战俘后人在这一点上都很明确：仇恨和愤怒只针对犯下罪行的日本军人。对于今天的日本人、特别是愿意了解二战史的年轻人，他们毫无怨恨，甚而表示欢迎。

　　1942年10月2日上午9时许，里斯本丸沉没，上千战俘跃入冰冷的海中。家住舟山庙子湖和青浜岛的渔民们陆续赶来，划着舢板展开营救。最终他们将414名英联邦战俘救上岸（

　　），并为他们提供衣食和住处。第二天，日军登岛进行大搜查，战俘们被再次从上海运往日本战俘营服苦役。唯有伊文思、法勒斯和约翰斯通三人，在当时定海乡绅、地方抗日武装和善良渔民的保护、协助下，躲过日军搜查，一路从葫芦岛经浙南到福建、江西、广西，最终抵达重庆英国驻华大使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真相由此大白于天下。

　　东极镇地处舟山普陀区最东端，距沈家门渔港四十多公里。在28个大小岛屿中，而今只有庙子湖、青浜、黄兴、东福山四个岛还有人居住。

　　上得庙子湖码头，村民正拿着小盆，在路边兜售刚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胆、八角螺等鲜货。码头边整理鱼钩的阿姨和爷爷们，日复一日，将钩和饵一筐筐地从岸边放下，置于渔船，去往几百米外的近海捕捞。“这季节没虾，虎头鱼、淡菜（

　　）多。一天能打个几百斤就算不错啰。”渔业之外，由爬山、环岛漫步、海钓、发呆、餐饮住宿组合而成的海岛旅游业，则是庙子湖今天的“主旋律”。卖海鲜面的小馆子，恐怕很快便赶不及奶茶和咖啡店的数量。沿途经过网红灯塔、微笑驿站、七彩墙乃至弯绕的小巷，总会与诸如此类的口号擦肩而过：“走上去，就是后会无期。”“等待浪漫，也在等待你。”

　　待顺着人气最旺的倒陡街走到中段，忽的发现一座历史博物馆近在眼前：一层主要是对东极镇历史的展示，二层则以新闻图片和渔民旧时日用品为主，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做了基本介绍。

　　展厅入口有一个巨大的金属雕像，2005年，被舟山渔民搭救的战俘查尔斯·佐敦来到东极，和老渔民亲切拥抱合影，雕像据此塑成。而厅内最“宝藏”的，莫过于玻璃柜中陈列的一段木质楼梯，由参与过援救的老渔民吴兰芳家收藏。

　　“它的小板是隐蔽的，感觉是打了一个孔，再把横断面弄平。如果是咱们中国人做的楼梯，习惯打个销子。我的推断是，它不是当时咱们的楼梯构件，很像西方人的做法。但是不是来自里斯本丸？这需要求证。”从事民间纪念、策划监制（舟山传统木帆渔船）“绿眉毛”号的胡牧如是说。

　　接待我们的东极镇文化站站长梁银娣表示，她对具体的细节很难把握，但一定会代表先辈保管好这个珍贵的物证。梁银娣身体瘦削，两鬓略白，因为工作劳累嗓音都有些嘶哑。每周她都有一两天会守候在博物馆，向到访的客人讲述发生在自家和邻人身上的历史。

　　82年前，受村里乡绅所托，村民翁阿川自告奋勇带领伊文思等三人前往僻静海边避难，并负责照料饮食和安全。为不引人注意，白天则由梁益卷、王连水、陈阿妹等三个小孩去送土豆等食物。

　　“我爸爸那时候才十二三岁，可是每每讲起来他都很激动的。”梁银娣从小听父亲梁益卷讲，这三个人跟村里人不一样，头发黄、眼睛绿绿的，有两个人脚丫子光着，还有一人只有一只脚穿着鞋。“爸爸好奇地摸他们手臂，有毛的。他们很客气，其中一个叫爸爸在他腿上坐了会儿。”

　　很多年后搜集历史时，老人们回忆，濒临绝境的战俘素养良好，“叫谁上船就是谁上船，没人争抢。”一位渔嫂告诉梁银娣，当时有的士兵上岸，身上裤子都没有了……渔嫂的外婆看到这一个光景，把家里藏着的蓝粗布立马拿过来剪开，拿大针线快快跳着缝起来，给英军套上。对方眼泪都出来了。

　　因为穷，村民也没啥好吃的能给英国人，“都是番薯汤和乌贼盘肠。”翁阿川的妻子见他们吃不惯，还从木箱子里拿出一罐珍藏的白糖，给英国人舀了一勺配番薯汤。

　　“白糖那时可金贵了，很难有。OK，OK，这下他们能吃下了。”梁银娣举起大拇指模仿。“他们口袋里居然还装着叉子。这三个英国人条件是要好一些的。”

　　确实，伊文思当时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任高级职员，法勒斯在战前任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监，约翰斯通战前任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会计师。后两人经常与华人打交道，尤其是约翰斯通还懂些上海话，这成为他们能幸运逃脱日军之手的基础。

　　梁银娣记得，奶奶七十多岁时回忆，“日本人进村很危险的，家家户户都把门关上。爸爸是长子，从小在海边讨生活，胆子也大，奶奶管不住他。每次发现梁益卷人不见了，她心就扑通扑通的。”梁银娣把右手放在左胸上，一如奶奶当年所做的动作。

　　如果你问东极人，多数人都会回答，“下海捞人”是天性使然：拯救遭遇海难的人，是靠海为生的渔民千百年来继承的传统，几成本能。

　　传说几百年前，福建人陈财伯随波漂到庙子湖岛。每逢雾天黑夜，好心的陈财伯就在山上堆柴点火，为过往船只导航，直至最后力竭身亡。村民们给他建了庙，塑了泥像供奉。

　　“救人一命，天上一星。”在10月2日舟山的纪念仪式上，浙江海洋大学教师欧阳城旺提到了本地人的朴素信仰。

　　胡牧总结：“渔民们的确令人尊重。和他们划船救援几百名战俘的壮举相比，定海县当时的基层政权和老百姓合力帮助三个英国人藏身、逃脱，同样冒着巨大危险，值得书写。想想如果最后被日军发现，今天的青浜就是个无人岛！”

　　），也是三个英国人藏身的“小孩洞”所在地。从码头沿着环岛小路走近两公里，穿过几十幢空无人烟的石屋，路的尽头徒见一片乱石和广袤的海域，耳边只有几声海鸟鸣叫，以及海浪声和呼呼的风声。“这里早没人住了，都迁出去了。”民宿老板周挺一边带路一边说。

　　最靠近这片乱石堆的一幢老屋，门口摆着“卖水、一次性雨衣、铅鱼钩”的牌子。牌子看着不旧。“也许会有人住？”我暗忖。

　　果然，走到房子尽头的墙根，这家主人、70岁的岛民胡全金正坐在板凳上刮芋头。他和老伴儿是青浜为数极少的老村民了。“住沈家门不习惯，不凉快，也没这儿自由。”他笑说。

　　抗日战争前，胡全金父亲原在温州经营皮具业，后来为躲避战乱来到青浜岛，后半生靠捕海货去沈家门售卖为生。

　　“我爸爸当时不打渔，所以他没有参与救援。但我听好多老人家讲过他们的经历，也带过好几拨客人去找小孩洞。”穿着拖鞋的胡全金又一次带着我们指向小孩洞的具体方位。

　　穿过一条头悬大石、仅能通过一人的小道，便是那处隐蔽的岬湾。眼前是敞亮平整的一片礁石面，右侧往下，则是高低嶙峋的大块乱石。

　　“喏，就在那底下，洞里头平的石头可以坐和躺，还有一个弯折的大石头，像沙发一样。”下洞前，胡全金对我们比划。

　　如果不经指引、往下探身，很难发现那个朝海的神秘洞口——刚好被外面的礁屿遮住。伊文思等人栖身的山洞地理位置奇佳，向前至潮水入口，便可闻涛声喧哗——由内可观外，而外头绝发现不了洞里有人。

　　82年前10月的那几个日夜，伊文思等三人便在这个狭小却安全的空间里，躲过了杀身之祸。今天，相比游人如织的庙子湖和以环岛景观著称的东福山岛，青浜的游客最少。在天气晴朗的那个午后，和我们擦身而过、来“探洞”的大概五六拨客人，人数不过二三十个。

　　“好多人要不去普陀岛拜佛，要不到名气更大的嵊泗岛。我们是做了攻略才到的庙子湖，青浜也没时间安排了。”在博物馆路遇的一对浙江游客告诉我。

　　“你知道青浜也有这样的纪念馆吗？”他们向我打听。得到“没有”的回答后，他们继续赶路，表示会再看一遍电影《里斯本丸沉没》。

　　）就在这里。”周挺摇摇头。1948年4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在南京致函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陈述英联邦战俘搭乘里斯本丸号遇难过程，并说明英国政府已专门准备一笔款项赠予东极居民。

　　但受当时中国内战形势的影响，国民政府处理此事并不张扬，媒体也未深度报道，以致这起重要事件在很久里鲜为人知。

　　吴其生，1942年任庙子湖第五保保长，曾参与本地救援和转移伊文思等三位英国人的组织工作。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地下情报人员。1949年后，吴其生因“反革命”问题获罪，1957年在狱中因病去世。

　　三十多年后，听舟山海军基地情报站地下交通情报员讲述了爷爷的地下工作，吴布伟才开始写申诉材料，1990年吴其生得以。

　　“我原来不钦佩他，怨恨他。读书的时候，‘红小兵’我是最后一批才当上。过了那么多年，才给摘掉帽子。我也才明白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这么多年，家里一张爷爷的照片都没有。”

　　本世纪初，编号为L030-236的历史档案在浙江档案馆解密，那是英国驻华大使馆在1948年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往返信函，1942年东极上下解救三名英联邦战俘的行动由此“落实”公开。

　　2024年2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英国举行有战俘后代参与的新春招待会，追忆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作为亲历者的后代，吴布伟第一次在国际场合讲述爷爷参与营救和转移三名英联邦战俘的经历，现场展示了从档案中发掘的当年吴其生和三名战俘及有关人士的珍贵合影。

　　唐洪森和王永建的调研中都提到，时任定海抗日自卫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在将伊文思等三人安全转移到重庆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在1947年，因为被怀疑“通共”，缪凯运被定海当局处死。

　　此后政权更迭，里斯本丸之事，从此无人提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史籍编纂和历史研究逐步走回常轨，这一事件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部片子在当前的电影和文化环境中非常难得，它旨在挖掘人性本真，而非简单煽动仇恨情绪，反而将人还原为个体进行考察。”

　　“真实不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是可以不断去阐释、修正、弥补的。寻找真相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真相同等重要，甚至比真相本身重要。”影评人对影片评价很高。

　　“什么时候才能在影院看到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没能赶上2023年英国内部放映的战俘后代和其他观众，还在不停询问。

　　对所有的亲历者和参与后续行动的人员而言，观看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如同重返故地。2019年战俘后代代表在方励带领下，前往沉船遗址海面向父辈道别，夹杂着悲伤、心碎、感激，以及最终的释怀。

　　如果电影有机会在英国和香港放映，会有市场吗？托尼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大多数人更喜欢看《异形：夺命舰》或类似的简单游戏。但对历史的探究正日益受到欢迎。”

　　“战俘后代口述史”尚未画上休止符。方励曾透露，还有两百多个里斯本丸沉船的亲历者后代家庭没有采访。他希望，未来能采访完这些家庭，建立一个数字纪念馆，永久保存他们的故事。

　　托尼还在制作数十万份与二战时期相关的文档和图像。“我不希望它们丢失。我还在与历史学家和大学合作，试图确保这一些数据以可靠的形式得到保存。我还有更多的书要写。”

　　观众迦南提出，“如果里斯本丸沉船史能有纪念性质的网页，有一些可视化的形式让用户能尝试互动。感兴趣的人能进去吊唁，那应该挺好的。”他不知道的是，托尼·班纳姆在20年前便建立了这样的网站，只是因为条件限制早已不再更新。

　　早在2005年，胡牧便与舟山离休干部毛德传、党史研究者王永建等人一道，第一次组织了有关里斯本丸的海祭。此后多年，对这一历史事件和后续行动的关注并不多。

　　2015年10月21日，国家主席习出席英国女王举行的国宴，在祝酒辞中谈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据新华社报道，2022年，国家主席习复信里斯本丸沉船幸存者家属：1942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

　　一些民间人士提出，是否能在水下打围堰，保护沉船不受海流和泥沙冲刷侵蚀？他们还畅想：在庙子湖筹建水下纪念馆，水面建立灯塔，以弘扬反法西斯精神？

　　吴似线年受胡牧感召开始接棒组织舟山民间志愿纪念活动。她发现，许多人只关注海面之上的事情，对“海面之下”的事关注甚少，也不太理解长年做纪念活动的意义。

　　“首先需要为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正名。我想到的是，不光是纪念英联邦战俘，还有让更多的抗战军人能魂归故里。”

　　10月2日，安东尼对前来国家纪念植物园出席纪念活动的中国驻英公使王起及捐资给英国里斯本丸纪念协会（LiMMA）的东极岛友人表示感谢。

　　在英国，社会化媒体联络群和LiMMA这样的民间组织，将有着共同创伤和愿景的战俘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舟山，吴布伟表示，他也在筹谋通过“乡贤会”来组织渔民后代联谊，与英国战俘后代对接。

　　莉安告诉我，她已决定本月启程，前往香港探访英联邦公墓。在沈健看来，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相关的书、电影以及纪念活动、后代联络，将中国与西方世界再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多方、跨越多年共同探寻一段回忆的努力颇为可贵。

　　除去物理空间的搭建和仪式活动，怎样才是对历史和逝者有意义的纪念？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东亚观察局》播客的发起人梵一如沉默了几秒。“如果我们总是以受害者身份来叙事，如何能共情？好的电影和行动，都是用世界性的语言，去和他人交流。”

　　沙青青表示，假如能更好地展开个体的口述回忆，抢救保留下更多历史存档，将是最有意义的。“对这个事情，要抱持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比单纯纠结国族、民族本位的想法，更能为世人所接受。”

　　在《里斯本丸沉没》中观众听到了两位里斯本丸幸存者莫利和班尼菲尔德的讲述，但他们本人已无机会看到这部影片了。目前所知，当年的战俘幸存者和参与援救的舟山渔民都已去世。

　　“这部电影通过展示历史帮助人们理解，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未来的战争。与中国一样，英国今天有很多人在社会化媒体发布观点时容易变得很极端，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经由《里斯本丸沉没》，一些好的事情在发生。尽管今天国际局势不是处在良好阶段，但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小小努力，能在个人层面上增进一些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情谊和理解。”

　　在伯明翰，安东尼的小小努力是，教孩子们音乐课时，他会吹奏《最后的岗位》（Last Post）这首经典曲目：

　　“音乐是关于爱、善良以及相互尊重的。我爷爷托马斯的故事体现了所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我用音乐的形式尝试让孩子们理解。尽管我是在教他们一种乐器，但我也试图教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参考资料：唐洪森、沈健《解密里斯本丸》，托尼·班纳姆《里斯本丸沉没》，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格雷戈里·F·米切诺《地狱航船》等。感谢所有受访者。）